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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振興的問題情境與實踐面向

放大字體  縮小字體   網站:中國農林科技網  來源:愛農者言  發布日期:2019-11-19
核心提示:摘 要:鄉村振興是新時代鄉村實現全面復興的戰略,其有效實施需要正確研判鄉村現實問題。雖然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仍是鄉村根本

摘 要:鄉村振興是新時代鄉村實現全面復興的戰略,其有效實施需要正確研判鄉村現實問題。雖然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仍是鄉村根本性問題,但根據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任務要求,有必要在“三農”問題上再檢視鄉村的產業、生態、鄉風、治理、生活等方面的具體問題,并以此作為鄉村振興的實踐面向和工作著力點。當前鄉村在糧食生產、生態保護、鄉村建設、農民主體和城鄉融合上存在諸多突出問題,掣肘鄉村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唯有促進鄉村產業多元發展,打造鄉村宜居家園,提高鄉風文明,完善鄉村治理,推動生活富裕,才能實現鄉村振興。

鄉村問題在不同時代有不同的表現,真實地回應并著力解決鄉村存在和面臨的問題,尤其是核心的、重點的、全局性的問題,對鄉村社會的良性運行、協調發展和全面振興具有重要意義。中國是農業人口大國,鄉村問題繁雜且多變,從吃不飽到吃安全、從勞動力過剩到種田缺少勞動力、從視土地為命根子到土地撂荒,老問題好不容易得到解決,新問題又出現了,甚至新問題比老問題更嚴峻。當前中國鄉村處于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期,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有可能遇到比新農村建設和美麗鄉村建設更深層次、更棘手的問題,亟須在實踐中以問題為導向,精準施策。

一、鄉村問題及其變化

鄉村是農村人尤其是從事農業生產及其相關活動的人居住場域和生活共同體,其問題表現與城市不同,集中在農業、農村和農民上,即“三農”問題。學界對“三農”問題有不盡相同的看法和詮釋,如: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農業萎縮、農村凋敝、農民貧困;農業增產、農村發展和農民增收等。還有一些學者提出了“新三農問題”,如:農民工、失地農民、農業村落終結;農民工、老人農業、空心村;農民權益保護、農村可持續穩定、農業生態安全等。總的來說,“老三農問題”和“新三農問題”都“略帶悲情色彩”,1揭示了鄉村在農業、農村和農民方面的主要問題,不夠全面。現實中,鄉村的“三農”問題非常復雜,包括土地經營、基層治理、村莊整治等的農村問題,糧食生產、產業發展、農業政策等的農業問題,以及農民增收、農民身份、農民流動等的農民問題。并且,“三農”每個方面的問題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們交織在一起,相互影響,彼此掣肘,一個問題不解決或解決不好,會波及、妨礙其他問題的解決,甚至會使整個鄉村工作功虧一簣。

“三農”問題是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實踐面向,能否得到有效解決關系到鄉村工作成效。鄉村工作的開展,不僅要樹立問題意識,主動發現問題、尋找問題,還要甄別問題性質和相互關系,從關鍵性、全局性問題著手,尋求鄉村問題解決的突破口。“明確問題是有益的”,“因為以后的順利在于以前的難點的解決”2。2004年以來,年年歲歲花相似的中央“一號文件”,每年都基于當年“三農”明確問題確定不同的施政主題,試圖使鄉村的農民增收、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科技發展等問題得到有效解決。“問題是時代的聲音”,“事物發展的本質和規律蘊含在問題之中”3,抓住了問題就能把握社會的脈搏,也就能尋找到推動社會進步的線索。中國“三農”工作之所以能取得顯著成效,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央正確研判“三農”問題,抓住了鄉村主要矛盾和關鍵問題的“牛鼻子”。

回溯鄉村發展歷程,鄉村每一次重大變革和策略改進無一不出于國家對鄉村突出問題的正確識別和準確把握。20世紀六七十年代,鄉村突出問題是農業生產率和糧食產量低,種田人不能吃飽飯。解決吃飯問題驅使國家終結社隊集體經濟體制,實施農業生產家庭承包制。家庭承包制是保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不變制度下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激發起農業生產活力的最佳策略,實施后糧食產量幾乎年年豐收,徹底解決了城鄉居民吃飯問題。20八九十年代,經濟體制改革、市場經濟發展以及城鎮化發展在促進鄉村變遷的同時也對鄉村社會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尤其是國稅和地稅分開的“兩稅法”實施,農戶的負擔日趨沉重。陳桂棣和春桃夫婦調研指出,“多于牛毛的各種稅費”將“大包干”留給農民的好處一點一點地掏光,一些農戶再次變得“家徒四壁,一貧如洗”4。鄉村農戶沉重的稅費壓力以及由此而不斷激化的干群矛盾倒逼國家于2000年實行農村稅費改革,并在2006年全面取消農業稅費。農民稅費的取消再次釋放家庭承包制活力,穩定了農業生產,緩和了國家、政府與農民關系。但是,稅費改革削弱了鄉村基層政府財力,一些鄉村行政機構包括事業單位因為缺乏資金不能或不愿意繼續開展鄉村建設、支持農業生產,鄉村農田水利、道路等公共設施出現供給不足,農業生產和鄉村居民生活受到了較大影響。針對鄉村基層政府“懸浮”狀態以及出現的鄉村部分潰敗問題,中央及時調整支農策略,在全國推行新農村建設。以生產發展、生活富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和管理民主為方針的新農村建設和以“全面打造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新格局”為主題的美麗鄉村建設,較大程度地改變了鄉村面貌,提高了鄉村公共設施和公共服務水平。

在新農村建設期間國家實施的一系列“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強農、惠農、富農政策,不斷消弭城鄉差距,促進鄉村與城市對接和一體化發展,但由于鄉村處于“村莊大轉型”5和人口城鎮化時期,鄉村不確定因素比傳統、封閉的鄉村明顯增多,產生的問題愈發難以解決。某種程度上說,經過40多年的改革、發展,鄉村一些面上問題基本得到了解決,“留下來的大都是比較難啃的硬骨頭,甚至是牽動全局的敏感問題和重大問題”6。也就是說,當下鄉村敏感問題和重大問題比較多,其中一些關涉農業如何發展、鄉村向何處去、農民身份怎么改變,甚至有的涉及社會主義性質的爭議性問題。雖然鄉村一些問題的解決取決于國家和社會對鄉村本質性、規律性認識,還有一些問題,如鄉村土地公有還是私有問題與社會主義制度性質相關聯,解決難度非常大,但不管問題如何呈現,也不論問題解決難度有多大,為了讓鄉村在下一步發展中少走彎路,更好更快地實現鄉村振興,我們都不能回避這些問題,需要“有強烈的問題意識,以重大問題為導向,抓住重大問題、關鍵問題”7,從問題中探尋實踐工作的突破口。

當下中國鄉村問題嵌入在全面決勝小康社會、城鄉融合發展的情境中,有些問題是全新的。受城鎮化深刻影響,加上國家實施新農村建設、精準扶貧戰略,鄉村的“三農”問題不再或不全是農村窮、農民苦和農業危險,出現了較大變化。如:國家不斷加大對農村建設的扶持力度,農村物質匱乏、公共設施落后等問題得到有效改變,絕大多數農村已經甩掉了貧窮落后的帽子;國家鼓勵農民進城打工,保障農民工的勞動權益,農戶工資性收入普遍多于農業收入,絕大多數農民正在步入小康;國家實施土地確權、土地流轉、“三權分置”、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等政策,農業規模化、集約化發展水平明顯提高,現代農業漸趨成為主流。當然,這并非說鄉村問題不再尖銳或已基本解決,相反,鄉村轉型中出現的問題有些是前所未有的,其中有的問題超越鄉村地域空間,與城鎮問題交集在一起。即是說,雖然問題屬于鄉村,但誘導因素來自城鎮,如城鎮化發展沒有進行有效的市民化,農業生產兼業化問題始終得不到解決。藉此,鄉村振興策略不僅要面對鄉村老舊問題,還要面對現代化、城鄉融合發展出現的新問題。

當前鄉村問題有哪些,關鍵問題是什么,需要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中搞清楚,否則會影響鄉村振興戰略推進,甚至可能導致鄉村振興實施出現“顛倒性”錯誤。由于問題“并非來自于概念或理念層面,更多的是來源于真實世界的經驗”8,我們不能用靜態不變視角檢視鄉村問題,需要到鄉村建設和發展“真實世界”中尋找“真問題”。項繼權基于多年鄉村研究經驗認為鄉村“新三農”問題是農村空心化、農業邊緣化、農民老齡化,并且強調,鄉村振興只有以新“三農”問題為根本著力點,才能解決農村發展不充分、城鄉發展不平衡問題9。這個“新三農”問題尚待學界進一步論證,但就中央提出的鄉村振興“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以及“讓農業成為有奔頭的產業,讓農民成為有吸引力的職業,讓農村成為安居樂業的美麗家園”要求看,鄉村振興戰略實施必須面向鄉村問題,唯有準確檢視新時代鄉村問題情境并精準施策,鄉村振興的“三步走”戰略目標才能如期實現10。

二、鄉村振興的問題情境

鄉村振興是新時代的鄉村建設,是新農村建設和美麗鄉村建設的升級版,是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三農”工作的重要抓手。相比于新農村建設和美麗鄉村建設,鄉村振興面臨的問題更復雜、更棘手,不僅要解決新農村建設和美麗鄉村建設沒有解決的或遺留的“三農”問題,讓農業變強、農村變美、農民變富,而且要解決新型城鎮化和城鄉一體化發展中鄉村深層次問題,促進農村對接城市,實現城鄉融合發展。為使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鄉村振興要求落到實處,更有效地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下面從產業、生態、鄉風、治理、生活五個方面檢視鄉村的主要問題。

(一)農業生產仍舊式微,經營困局難以破解

農業生產、農村產業是鄉村振興的基礎,唯有發展好農業生產、做大做強農村產業,鄉村才能在經濟社會發展中保持鄉土本色,村民才能在鄉村安心、舒心地生活,國家才能保證飯碗始終端在自己的手里。鄉村主導產業是農業,無論是糧食作物生產還是經濟作物生產,抑或是養殖業,都受制于雨水、氣溫等自然因素影響,生產風險比城市非農產業大。此外,鄉村農業生產的受眾不僅僅是農村居民,城市居民是農產品的主要消費者,農業生產及其產品市場化程度高,價格及其贏利主要由城市市場決定,其經營風險也比城市非農產業高———城市非農產業出現產品滯銷、過剩,可以采用減產、擴大庫存等方式拉長銷售時間以換取利潤空間,而農產品生產季節性強,保鮮時間短,應對市場變化的靈活性弱,一旦遇到銷售不暢等問題,損失非常巨大。承受自然與市場雙重壓力的農業生產極其脆弱,贏利風險大,遇到年景不好或銷售障礙,極可能血本無歸。

就此來說,鄉村產業尤其農業生產對很多人沒有吸引力。傳統農村里農民們之所以祖祖輩輩居住在村莊,以內卷化方式進行農業生產,主要在于農村相對封閉,除了從事農業勞動外,幾乎沒有其它更好的就業、掙錢機會。而如今,城鎮向農村敞開了大門,非農產業發展需要大量勞動力,經濟理性的鄉村人便在更高利益誘惑下洗腳上田、離村進城。姑且不論進城農民能否實現市民化、成為正式的城鎮居民,但他們的打工收入肯定多于日曬雨淋、起早貪黑的農業勞動。如此,越來越多的兼業農民便慢慢地轉變為全職非農民,一些半城半鄉的農戶也漸漸地將家里人帶入城鎮,以至于鄉村的空心戶和土地撂荒愈演愈烈,農業生產已由“內卷化”轉變為“去農化”。缺人或無人種田成為了農業可持續發展的痼疾,即使國家不斷追加強農惠農的“利好”政策,地方政府在新農村建設和美麗鄉村建設中逐年加大農業投入,也不能阻止農民向城鎮非農產業流動,棄農、土地撂荒仍在廣大鄉村蔓延著。

與農民對國家“親農”政策熱情不高相反,一些工商資本卻利用國家支農機會,進村流轉、經營農民土地。客觀地說,農民和地方政府都不反對工商資本從事農業經營,甚至一些地方政府還采用招商引資、動員或強制農民出讓承包地等方式為工商資本下鄉提供方便。究其原因:對農民來說,反正自己不想種田,與其讓田地閑置或撂荒,不如把土地流轉給企業獲得租金;對地方政府來說,工商資本下鄉租地種田或從事其他非農經營活動,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農業生產勞動力不足、土地撂荒問題,減輕政府發展農業壓力,更重要的是,工商資本下鄉還能增加地方財稅收入。如此,工商資本下鄉從事農業生產便成了你情我愿的“好事”,一些地方的工商資本已成為農業生產經營的重要資源。但是,農村的種養業畢竟是低利產業,沒有政府補貼,生產者想獲取市場平均利潤十分困難。如果政府對工商資本下鄉及其活動監督缺位,下鄉的工商資本就有可能在趨利本性驅使下進行與鄉村發展相悖的產業,從而擾亂鄉村農業生產秩序,動搖國家糧食安全的根基。當前,一些鄉村利用工商資本發展特色產業,有相當多的是非農產業,盡管有的成為鄉村產業發展的璀璨招牌,但也暴露了一些問題。如:工商資本的土地流轉是以政府或村委會為中介通過書面協議、甚至口頭協議達成的,不規范,一旦經營不善,出現虧損,往往一走了之,丟下的爛攤子極易產生糾紛、甚至爆發群體性事件;國家對下鄉的工商資本監督不到位,有些下鄉的工商資本不是一心一意地種植糧食,或套取政府的“三農”補貼,或改變耕地使用性質搞養殖場、花木基地、農家樂,或圈地搞房地產開發、度假山莊、私人會所,致使鄉村產業不斷非農化。

(二)鄉村環保難度大,污染問題難以有效解決

相比于城市,鄉村主要是從事農業勞動的人居住生活的地域空間,自然景觀、風土人情與城市有很大區別。其中,耕地是鄉村人最重要的生產生活資源,農作物生長對其要求高。一般而言,鄉村不宜發展工業,尤其不能發展廢水廢氣廢渣多的化工業和重工業,因為一旦環保措施跟不上,這些企業就可能導致耕地失去活性,讓鄉村農業走上不歸路。某種意義上說,農業生產需要干凈的水土支持,那些被工業污染的,或廠礦林立的鄉村,已經不再具有農業生產生態。盡管這些“鄉村”處于農村中,多數居民仍沒有市民身份,但它已被非農產業異化為另類鄉村,或者說是非鄉村。

進入新時代后,國家加大了鄉村生態環境保護和整治力度,鄉村生態環境有所好轉。值得肯定的是,近年來各地采取了積極措施改善鄉村環境,如:采用村收集、鄉集中、縣處理方式處理鄉村的生活垃圾;提高農戶的衛生實施條件,統一改造農戶的廁、廚、圈、飲用水;強化區域環境集中整治,將分散的鄉鎮企業轉移到工業園區,建立污水處理池,實現廢水再利用和零污染排放;加大對鄉村環境保護的資金和技術投入,采取積極措施,努力實現鄉村資源的節約利用和循環利用。但是,由于鄉村生態環境在工業化、城鎮化發展中受到了嚴重傷害,生態修復不僅需要大量資金投入,還需要較長的時間過程。嚴重的是,鄉村的污染源還沒有根本清除,甚至在某些鄉村仍有惡化趨勢。如:鄉鎮政府及其官員的“無工不富”發展觀念根深蒂固,舍不得或不愿意下力氣整治鄉村污染企業,一些企業仍在危害鄉村生產和居住環境;缺乏環境整治專項資金,被污染的水土修復遲緩,農業生產恢復慢;粗放地使用化肥、農藥,過度地消費水草樹木植被,不當地處理秸稈燃燒和畜禽養殖廢棄物,鄉村點源污染和面源污染仍較嚴重。鄉村工業污染、農業生產污染和農民生活污染仍威脅鄉村生態環境,改善鄉村生產生活生態條件、打造生態宜居的優美村莊任重道遠。

(三)部分鄉村出現建設性破壞,鄉土文化的根基不再牢固

鄉村主要是務農人生產生活的空間,村莊布點一般遵循方便農業生產的策略,如果村莊規模大,村莊周邊的耕地就多,反之亦然。一些地方不顧農業生產與居民生活內在聯系,想當然地仿照城鎮社區樣式建設農村社區,并以提高公共資源供給效率為由拆并分散村莊,或新建中心村莊,強制農戶集中、上樓居住。這樣做對小農戶傷害特別大,不僅造成農民種田不方便,增加農業勞動成本,而且農戶集中居住,不能像以前那樣在家門口飼養禽畜、經營菜園子,農戶的生活成本也大幅度提高。在新農村建設和美麗鄉村建設中,一些村莊、農戶住房的“面子”漂亮,居住區的公共設施也配置齊全,而居民生產卻出現不方便,生活水平也有所下降。村民對顧面子丟里子的鄉村建設頗有怨言,有些人不愿意配合政府進行鄉村建設,甚至抵制政府的建設行動。

鄉村破壞性建設加劇鄉土文化流失。鄉村不同于城市,其中文化差異最突出。鄉土文化是鄉村歷代人持之以恒、反復凝練而成的寶貴財富,是最能體現鄉村人生產生活方式的表象器物,鄉村建設可以仿照城市規劃整合鄉村居住空間,但不能丟棄、破壞鄉土文化。如東部地區某省按照城鄉規劃全覆蓋的要求,在搞好城鎮空間布局規劃、村鎮布局規劃的基礎上推進重大專項規劃向農村延伸。2005年在全國率先完成全省范圍內的鎮村布局規劃,全面優化村莊的空間布局,編制了2600多個“三類”村莊建設規劃和14300多個一般規劃保留村莊平面布局規劃;2006年完成鎮村布局規劃,將25萬個自然村落逐步調整到近5萬個,并對農村近5萬個居民點進行規劃,要求農民新建、翻建住房到規劃點。目前該省規劃發展村莊有3萬個左右,如果此規劃不做調整,還將有一些村莊被拆并,很多村民要從分散村莊遷出。鄉村居住空間調整和建設是城鎮化發展趨勢要求,體現了城鄉對接、一體化發展的國家意愿,但農民分散居住是農耕文化體現,豐富多彩的鄉土文化主要來自農戶既分散有相對集中的村莊生活。地方政府不顧小農生活狀況和現實需求,強制農民集中居住,將農民居住空間與生產空間隔開,有可能破壞農耕文化、鄉土文化的根基,導致鄉土文化不再具有生命力,嚴重的有可能導致城市文化侵蝕鄉土文化,鄉村在城鎮化進程中逐漸失去鄉土文化。國家為集中居住農民提供與城市等值的居住環境,農民可以像城市人一樣住在樓房中,過上現代文明生活。然而,鄉村文化與農耕、家禽家畜養殖活動相關,還與庭院經濟分不開。庭院是“村落社會的基本單元,是農民祖祖輩輩生產、生活、娛樂和社會交往的空間,是鄉村文化的重要載體”11。為了小區的環境衛生,集中居住的農民不能飼養家禽家畜,也不能在房前屋后種植蔬菜,如此,村莊拆并、集中居住的空間整合有可能使鄉村文化只有“五谷豐登”而沒有沒有“六畜興旺”。

(四)鄉村治理乏力,缺乏強有力的治理主體

鄉村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基石。亨廷頓曾指出,“在現代化政治中,農村扮演著關鍵性的‘鐘擺’角色”,“得農村者得天下”12。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中國農村就被國家納入統一治理體系中,國家權力進入到農村最基層,實現了對農村進行縱向到底、橫向到邊的全面管制。改革開放后,國家在農村基層推行村民自治,采用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方式治理農村,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能力顯著提高。但農村基層除了政治治理外其他治理一直比較薄弱,社會、經濟、生態、文化、衛生、治安等治理水平落后于城市,鄉村綜合治理能力現代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城鎮化發展后,農戶分散經營和鄉村人口頻繁流動增加了鄉村治理難度,出現行為失范的“德治”問題。一些鄉村的少數村民,不務正業,沉溺賭博,夢想依靠賭博發家致富;游手好閑,窮困潦倒,等待國家扶貧救助;好逸惡勞,靠坑蒙拐騙營生,謀取不義之財;道德淪喪,靠做“小姐”、做“混混”賺錢13;缺乏孝道,不贍養老人,虐待老人;崇尚奢靡,貪圖虛榮,不僅紅白喜事大操大辦,而且孩子滿月、高考升學、祝壽、喬遷、店鋪開業等也要大擺宴席,乘機斂財;還有一些鄉村純樸的民風已蕩然無存,惡俗越演越烈,甚至在老人葬禮上請人演“脫衣舞”。

更嚴重的是,一些鄉村缺乏治理主體。隨著城鎮化不斷發展,鄉村社會已經由“熟人社會”轉變為“半熟人社會”,而且變化還在進行中,共同體不再穩固,其變數導致一些鄉村缺乏治理主體。一方面,有少數鄉村由于中青年人紛紛進城,村兩委班子老齡化,缺乏年富力強、有經驗的治理精英,鄉村出現無人治理的窘況;另一方面,有少數村的村民自治被黑惡勢力控制,強取豪奪村集體財產和村民個人正當利益,治理秩序混亂;再一方面,隨著小農的蛻變和現代農業、規模農業發展,鄉村出現了家庭農場主、專業大戶、下鄉的工商資本主,他們是鄉村舞臺上的新型經營主體,有的還沒有治理權力,有的在鄉村正式組織支持下不斷擴張“私權力”,甚至侵蝕其他村民和鄉村公共權力,成為治理的“狠角色”。鄉村治理中這些問題在廣大鄉村不同程度地存在,影響鄉村社會秩序穩定,如果處理不好,勢必掣肘鄉村振興戰略的推進。

(五)村民生活不盡如人意,幸福感有待提升

客觀地說,國家實施新農村建設、精準扶貧以及一系列惠農政策改善了鄉村居民的生產生活條件,提高了經濟收入,大多數農民生活漸趨小康,經濟發達地區的農民基本過上了小康生活。加上中國實行的是漸進式城鎮化、市民化策略,農戶多采用兼業、半城半鄉方式從事農業生產和非農業生產活動,家庭工資性收入占比不斷提高。近年來農民人均收入增長快于城鎮居民收入,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已經由3倍以上下降到3倍以下。但農民財富增長與幸福感不匹配,多數農民是在家人城鄉分離狀態下過著辛酸、痛楚的生活。

農民生活不盡如人意。首先,全國約1/3的耕地實現了流轉,實施規模化經營,但仍有近2億農戶繼續以小農方式從事繁重的農業生產。眾所周知,小農做農活是特別艱辛的,面朝黃土、背朝天,不僅常年要在風吹、日曬、雨淋環境中從事重農活,而且由于小農戶缺乏市場競爭力,農產品價格低廉,農業生產收入極其微薄,甚至一個農業勞動力一年的收入還不到農民工一兩個月的打工收入。其次,多數農戶家庭成員是城鄉分離的,家庭生活缺少幸福。中國城鎮化是不徹底的、缺少人情味的城鎮化,城鎮化發展需要的是農民勞動力而不是農民勞動者,更多進城農民在城鎮化進程中處于游離狀態———城鎮留不下,鄉村回不去,以至于農戶不得不兼顧城鄉雙邊工作而過家庭成員分離的生活。分離是一種思念、牽掛,更是一份寂寞、煎熬。即使分離農戶家庭經濟收入再高,他們也是缺少幸福感的。再次,農民的社會保障水平低,生活風險較大。生活富裕不僅僅體現在收入上,如果社會保障不全或水平低,收入高家庭也難以抵御生活中的不確定風險,甚至可能陷入貧困中。目前鄉村生活保障種類少,僅有醫療、養老、低保等,而且鄉村社會保障水平低,除了合作醫療保障發展較快外,養老、救助等保障水平普遍比較低,有的不能發揮保障功能。如此,雖然近年來鄉村居民經濟收入有了一定程度提高,出現收入增長快于城市的好勢頭,但與生活富裕、幸福還有較大差距。

三、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實踐面向

鄉村振興戰略是全面復興鄉村社會、實現城鄉融合發展的系統工程,實施任務艱巨,關系到能否建成全面小康社會和基本實現現代化。鑒于鄉村仍然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短板以及問題多且復雜的境況,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要以問題為導向,著力突破鄉村的關鍵問題和主要矛盾。根據上文對新時代鄉村問題的檢視,建議鄉村振興戰略實施從以下方面發力。

(一)基于糧食生產,促進鄉村產業多元發展

一些鄉村在新農村建設和美麗鄉村建設中著力發展非農產業,做大做強了特色產業,實現“一村一業”“一村一品”。不僅如此,凡是經濟實力強的村都有一個或幾個叫得響的主導產業,如:南京市東山街道王家村打造的“農旅文”融合發展產業;無錫市陽山鎮打造的“桃”文化甜蜜產業;溧陽市塘馬村打造的長三角地區紅色文化產業等。未來還有一些鄉村將承接高端服務業,可能成為總部村、物聯網村、金融村等。眾所周知,產業興旺是鄉村振興的基石,其實施重點在于提高農業機械化、科技化、信息化、標準化、現代化的水平和農業發展的質量,推動農林牧副漁和農產品加工業轉型升級;鄉村產業發展一定要以農業(種養業)為主導,不能忽視或削弱糧食生產。雖然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鄉鎮企業發展讓一些鄉村變富,甚至成為明星村、超級村莊,但如今的鄉村產業興旺不能依靠“村村點火、處處冒煙”的方式發展鄉鎮企業,因為分散的鄉鎮企業擾亂了農業生產秩序,破壞了農村生態環境。同樣,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也不能完全指望都市農業、旅游農業等非農產業,畢竟旅游市場有限。賀雪峰估算,“靠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機會來發展出新業態的農村占全國農村的比例不會超過5%”14。鄉村是以農業生產為主業的農村,如果一個鄉村沒有農業或農業蕭條了,那這個鄉村就會褪變為非鄉村,或成為農村中類城鎮區域,或成為旅游、養老等類型的園區。盡管鄉村多元產業發展能防范種養業經營風險,穩定居村農民的經濟收入,有助于鄉村融入城市,更好更多地滿足城鄉居民多樣需求,但不能過于夸大非農產業作用,更不能把非農產業發展等同于鄉村產業興旺。“飯碗問題是農業和農村的根本”,“事關國家戰略安全”,鄉村振興一定要在“農本位”基礎上推進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要在保證城鄉居民有飯吃、吃得安心放心上發展農產品加工、農產品流通、休閑農業、旅游農業,以及鄉村鄉土特色產業、鄉村服務業。

(二)基于生態保護,打造鄉村宜居家園

生態宜居是鄉村發展的質量保證,也是鄉村吸引城鄉居民居住的魅力所在,鄉村振興需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環境和美好家園。首先,健全農業生態資源保護與利用體制機制。建立工業、城鎮污染向農業轉移防控機制,健全化肥、農藥等農業投入品減量使用體制,完善秸稈、畜禽糞污等資源化利用制度以及廢舊地膜和包裝廢棄物等回收處理制度,制定財政支持修復農業生態系統、保護農村生態環境的保障制度。其次,優化村莊人居環境。生態宜居是鄉村的靈魂,鄉村振興要在生態環境良性循環上進行:打造環境友好村莊,努力使村莊道路綠樹成蔭,園地綠草如茵,環境清新優美;建設好中心村的水、電、路、氣、房、通信、環衛等基礎設施,從整體上改變村莊面貌;增加農村垃圾處理、日常保潔等公共財政預算,實現垃圾處理“戶分類、村收集、鄉監管、企轉運、縣處理”;實施“田園綠化、庭院美化”行動,鼓勵農民在“四旁四地”15等種植珍貴和優良鄉土樹種,在綠化村莊和農民致富基礎上彰顯鄉村良好的自然生態優勢和田園風光,展現鄉村優美的自然景觀。

(三)基于鄉村建設,提高鄉風文明

鄉村建設包括物質形態建設和文化形態建設,要避免將鄉村建設重點放在村莊拆并空間整合和配套設施的過度建設上,要特別重視鄉村文化建設尤其是鄉土文化建設。鄉土文化保護和發展不僅僅為了城市人有“鄉愁”,由于鄉村始終是農民從事農業勞動的鄉村,鄉村不能沒有農業,鄉村居民不能距離農田太遠,鄉村建設一定要有濃厚的鄉土性。就此看,鄉村振興戰略實施必須加強鄉風文明或鄉土文化建設。傳統文化和特色文化是鄉風文明內核,鄉村文明建設需要將鄉村的傳統文化和特色文化結合起來,組合推進。一要傳承和重塑鄉風,促進鄉村從淳樸、自然的文化中重拾自信。一些地方已經從在美麗鄉村建設和特色田園鄉村建設中挖掘和發現一些鄉土傳統文化和特色文化,如“桃”文化、蔬藝文化、書院文化、茶文化、紅色文化等,可以依托這些文化興辦文化產業,推進鄉風文明建設。二要將鄉風嵌入到鄉村建設中,讓鄉風成為鄉村的軟實力。鄉村魅力不僅體現在美麗的村容村貌和高水平的基礎設施、公共服務上,還需要提升鄉村的凝聚力、親和力。而鄉村文化鄉土氣息濃厚,能塑造出有別于城市文化的溫馨氛圍,讓村民親密無間地生活在一起,即在鄉村“‘溫馨圈子’內,人們不必證明任何東西,而且無論做了什么,都可以期待人們的同情與幫助。”16三要讓良好鄉風成為鄉村“魂”。傳統鄉風是一個地方村民利用本村的自然稟賦、文化資源形成的亙古不變民俗,擁有鮮明的地域特色,是世代相傳的鄉愁。鄉村要通過開展有形和無形文化活動將良好鄉風鑄造為鄉村的“魂”,并使其經受得住時代洗禮,即無論何時,村莊生活的人或離家返鄉的人都能在不經意中尋覓到它。四要完善農村文化設施。有些鄉村居民之所以依靠麻將、牌九打發枯燥、無聊的閑暇時間,關鍵在于鄉村缺乏文化活動場所、文化設施、文化活動。鄉村文化設施建設至關重要,不僅是村民進行文化活動的重要條件,還是城市文明向鄉村延伸的平臺,是城市文明扎根鄉村、實現城鄉文明一體化的重要通道,鄉村尤其是中心村要配備文化廣場、農民書屋、體育健身等文化設施,經常開展村民喜聞樂見的文化娛樂活動。

(四)基于農民主體,完善鄉村治理

治理不同于管理,是政府、村民、社會組織、企業多元參與的管理活動,但鄉村治理一定要以鄉村居民為主體。梁漱溟曾在鄉村建設實踐中指出,鄉村建設和鄉村治理問題的解決“非鄉村自身生出一個力量來”,“單靠外力(政府的力量)絕對不行”17。政府力量有限,沒有能力包辦鄉村所有事務。如果政府包攬鄉村治理,有可能出現“吃力不討好”窘境。政府要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財力資源放在公共服務上,通過提供公共服務幫助其他治理主體發揮治理功能,而不能赤膊上陣、親力親為。第一,推進鄉村由“管理民主”向“治理有效”的升級。城鎮化和市民化發展促使相對封閉的鄉村社會向開放、流動社會轉型,傳統的鄉村治理模式難以適應新時代發展要求,鄉村需要建立健全以自治為核心內容、以法治為保障、以德治為支撐的“三治合一”的鄉村治理體系。第二,大力培育鄉村能人、帶頭人。在徐州馬莊村考察時指出:“農村要發展好,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有好班子和好帶頭人。”18鄉村建設不僅要為鄉村能人和帶頭人的創業、致富保駕護航,還要支持能人治村,鼓勵他們創新治理模式。如常州市金壇區的“帶頭人+合作社+村民”、睢寧縣的“黨支部+合作社”等治理模式都是由鄉村能人創立的。第三,培養造就一支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三農”工作隊伍。唯有培育好鄉村高素質、有情懷的“三農”工作者,發揮他們的作用,才能更好維護村民自治,才能讓國家鄉村振興戰略落地生根,才能有效地進行鄉村法治建設,防止黑惡勢力、家族勢力向鄉村正式權力滲透。第四,引導、規約下鄉資本的經營活動。規制下鄉資本經營活動是鄉村治理責任之一,既要利用下鄉資本盤活農村資源,推動農業規模化、集約化發展的作用,又要給下鄉資本定規矩、明底線,防止它們下鄉“圈地”、將農田“非糧化”、掠奪農村資源、壓榨小農等行為,讓下鄉資本為鄉村產業興旺服務。

(五)基于城鄉融合,推動村民生活富裕

農業農村實現現代化是鄉村振興的第二步目標,但它不是鄉村振興的價值旨趣,鄉村振興最終為了保障居村農民過上富裕生活。由此,一方面要處理好城鎮化發展與鄉村振興關系。鄉村建設好了,實現了振興,會有一部分農民不愿意進城,或出現外出打工農民返鄉創業、創收的情況,但一定要在做大做強城市及其產業基礎上推進鄉村振興,不能顧此失彼。鄉村建設和發展需要工業支持農業、城市反哺農村,沒有發達的城市和工業,很難有振興的鄉村。譬如,英國鄉村的改造與發展沒有恢復農業人口增長,而是讓村民在享受自然美景上享受城市一樣的現代生活和文明成果19。另一方面要繼續減少農民。新型城鎮化發展、鄉村振興都要減少農民,只有農民減少了,農村土地才能有效流轉,規模化、產業化農業才能發展,農民收入才能提高,生活才能富裕。再一方面,鼓勵鄉村低端人群進城。鄉村建設、鄉村振興可能出現“鳳還巢”,有些在外打工的農民工和工作的大學生會返鄉創業,成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但鄉村農業規模化、集約化發展越來越不適宜文化水平不高、無專業技能、年齡大、甚至貧困人。格萊澤說,城市擁有豐富多彩的工作崗位,進城農民比居村農民更容易找到“自己適合干什么與不適合干什么”的工作,可以“從一家企業跳刀另一家企業,也可以從一個行業跳到另一個行業”20。經營小塊土地越來越不能滿足弱勢人群的生活需求,而城鎮的工作崗位可能更適合他們生存、發展。(愛農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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